窺豹的管，值多少錢？

雖然給狠狠的拒絕了，面試事前的準備也學會了不少，現在也來分享一下。不過先打一打岔，為什麼我要用「狠狠的」，而不用「溫柔的」、「禮貌的」或是「可惜的」呢？因為被拒絕這回事，跟求偶一樣，無論那女的是真誠的講句「對不起，你是個好人」，或是無情的車了你一巴掌，感覺都一樣 - 總而言之我是心碎了。而只要我心碎了，無論表面行為如何，我總覺得那是「狠狠的」。

甚麼？你說既然「拒絕」這行為本身己包括了「狠狠的」意思，那我說「狠狠的拒絕了」豈不是多此一舉，累贅兼無聊？對呀，我就喜歡，怎麼樣？我不爽，喜歡醜化一下不欣賞我的人或公司，怎麼樣，這又礙著你甚麼了？我連在自己的博客無理取鬧一下也不可以？哼哼...一講便無名火起，誠其母之不悅 - 真他媽的不高興！

嘿嘿，有沒有給臭罵了一頓的感覺？其實我每次遭逢挫折，也會經過以下三個步驟：

首先，對挫折絕口不提，自己一個躲起來，不斷睡覺。例如我高考滑鐵盧之後就曾經在家中每天睡十多小時之久；

然後，開始對相熟的人不斷呻吟。「好慘呀，唉，我XXX衰左呀，呀...」當然，在不相熟的人面前是會保持形象的，因為要appear to be a man，哈哈。

最後，開始看開了，就會開始不斷拿該失敗來打趣、自嘲、或是插科打諢，漸漸便對其麻木了。

天，打了十幾分鐘，都沒有進入正題。其實以上所有並非我有備而來，而是我一邊打，一邊分析我要講這些話背後的動機。我很喜歡思考自己一些的行為和想法背後的原因，因為我覺得只有了解自己感性上的需要，才可以作出真正理性的決定。好了，到此我可以作出結論，我開始看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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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do you worth?」

不止一位consultant在跟我練習時問了我同一問題，據說是某公司的招牌問題之一。他又給了一些補充，試假設你是一隻股票，有投資者要買你的股份，你會怎樣為自己定價？又或是有一僱主，他決定以一特定價錢買斷你之後的四十年為他工作，你會怎樣為自己定價？

世上當然沒有這樣荒誕的事情，但在interview中途你不可以指著interviewer的鼻子大喝一聲bullshit，所以自然得投其所好。我想起了之前在書中看過如何為一家酒吧估值的方法。於是我回答，「假設我下年出來找工作，有幸找到一份月入三萬元的工作，減去每月的開支，再假設一系列我晉升的時間和薪俸加幅的百分比，再減去一些人生必要的開支，例如結婚生子，置業投資，再假定我會在六十歲退休，照這方法計算出每年的net cash flow，再將它們discount到今天，這便是我的價錢。」我又想了想，「當然，人生也可能出現許多變數，我有可能找到一份薪俸較低的工作，也可能英年早逝，因此我會設立不同的scenario，再assign不同的probability到每一個scenario。當然，weight是根據central tendency，愈正常的便愈高。」

我那時暗暗想，那麼找到一份consulting firm的工作一定在right tail，唉，當然，我還得裝出自信滿滿的語氣，對，只是語氣，因為只是phone interview，他看不到我在問及那些難到喊的問題時反哂白眼高舉拳頭，鬼頭鬼腦的樣子。以上的答案，是我第二次遇到這條問題的答法，由於有備而戰，我的答案感覺上精密細膩了不少。除了學到答題技巧之外，我領悟到的，是一種看事情的視角。

以前從未想過，原來可以這樣解構自己的人生。年少的時候，只會跟著主流走，讀理科，因為中學理科比較好；想做律師，因為律師有型，有錢；只是因為想，就做，型，就做，心裡從來沒有一幅清晰的路線圖，沒有不同的scenario，沒有不同的選擇，沒有為每個選擇assign一個分數，那時，我還不懂。現在我懂了，好像是遲了，但好像又比某些人早，於是我才知道原來所謂遲和早，是相對的。當全班人遲到了半個小時，我只遲了五分鐘，卻成了最守時的人，相反，我再早，也可以遲了。於是我又想，只其實取決於我將自己放在那裡比較，我一定比他、他和他早，卻早在中五時，卻已比他遲了許多。有謂先見之明，如果我能夠早點看到這幅圖畫，我現在也許值錢許多。最近看的一本書，講佛家的因緣，許多選擇，做的時候不知道，事後看來，因果卻是一目了然。

我在想，投行有financial model，透過input很多不同的變數，例如GDP、交投量、公司盈利等等，以為推算出未來股價的變動。結果準確與否，取決於兩方面。一為可以利用的變數，GDP易得，目標公司的內部的資訊難求。二為model的準確程度，有些變數有助推算，有些完全無關，這要明辨是非。人生的model也一樣，今日不經意的一個決定，將我們推向了哪個方向？

打個比方，某君有日一時衝動，跟相識了幾天的女孩交往，新「拖」燕爾，纏綿難分，每夜暢談至凌晨方進睡，時值搵工時節，影響了面試表現，可能牽連至日後置業結婚生子的結果。相反，若然他工作為先，暫不交往，自然free up了許多時間，可能日後名成利就，卻錯過一身所愛。我並非鼓勵對感情太多計算，而是想指出一個事實，因緣際會，有跡可尋。電影BUTTERFLY EFFECT、疾走羅拉等等，講的都是這個概念。有人說這兩部電影一個故事，重覆播放四、五個scenario，悶得叫人發慌。但若然投入一點，將主角遭遇當成自己的人生，看起來卻興味盎然 - 我想，沒有人會介意像打機一般save and load一下自己的人生，選個最好的結果。

我又想，世界上最大、最被人誤解的一個dummy variable ，叫作運氣。我們總傾向於將一些看不清楚前因反果的事情歸咎於運氣。但其實這樣不太精準，舉個例子，賭場裡的俄羅斯輪盤，是「刀仔鋸大樹」的頭號大熱，正常人的玩法，自然是訴諸運氣，勝負對他們來講只有一個variable - 運氣。但試想想，如果有精密儀器，可以在三秒間計算荷官的手勁、鋼珠的向心力、輪盤的磨擦力等，結果便可以精準得多，大致上可以縮窄在幾個號碼之間。當然，這裡仍有一些所謂的「運氣」，可能是宇宙射線對鋼珠的影響，可能是賭客呼吸造成的氣流，我們通統將這些「我們不能夠掌握與理解的變數」，稱之為「運氣」。留意，究竟 是不能，還是不為，便因人、因情況而異了。想到這裡，我覺得我又對自己的未來握緊了一點。

「這聽起來是個頗合邏輯的方法，但是會不會還有一些不能被量化的變數呢？」E先生比較demanding，是那種不斷drill-down，不斷挑戰你的interviewer。我口快快的答：「當然，對於我來說，你用一個價錢買起了我一生的所有自由，不能提早退休，因此在估要值以外，你還要付我一個premium，因為我這生都不能再為自己作決定了。」他反駁，「但對於僱主來說，他也不能聘請其他人替換你呀，因此這裡的premium應該互相抵銷的。」我想想又覺有點道理，匆忙之間，我思慮果然未夠周密。我又說，「那比如說我對公司的loyalty，也應該值得多付我一點錢的。又比如說工作性質，比如說做consultant經常要出差，你要compensate我跟家人相聚的時間，還有我睡酒店床不舒服的感覺。」他不置可否，也沒有再追問。我當時慶幸他沒有追問我如何valuate loyalty這因素，我後來想，大概等於一個新員工的訓練成本，再加上我有機會泄露機密資訊的概率，乘以其所帶來的損失。這當然也是胡侃，不過case interview向來跟詐病請假一樣，只是需要一個合乎邏輯的理由。

但最後也被他的一個問題擊倒了 - 「哪你會用甚麼discount rate呢？」我已經頭昏腦漲，直覺的答道，由於我以後四十年賣給僱主，這是一個十分高風險的行為，所以應該一定不是用risk free rate或LIBOR，而是用一些risky asset的yield，比如說，derivatives那類的return吧，15%怎麼樣？我當然是亂吹的，其實事後想起，discount rate愈高，我收得愈少錢。投資的是他，我的風險愈高，我是應該希望discount rate愈低的。他說，「但是對於一個僱主來說，他請不少這類「終身制」的員工，所以他的risk portfolio比較diversified，加上cost of capital一定跟我孤家寡人的不同，跟本不可能有同一個discount rate，那麼應該用誰人的discount rate呢？」這個時候我的白眼已經反到不能再反了，於是我開始bullshit，我想起中學時經濟學所講的tax burden，於是我想像這個difference in discount rate其實是可以通過談判，制定一個中間的discount rate，至於向誰傾斜，自然取決於bargaining power，包括我有多優秀，他有多需要我等等。

人生之中，也的確有許多不能用錢量化的因素。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很難說這份工壓力大，你要多付我多少錢。大家對壓力的接受能力不同，有不同的標準，一概而論，有時也不公平。我想起有友人跟我說過，不是他脾氣好，看起來比較不拘小節，就等於別人可以佔他便宜。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把尺，立場站得穩是好事，但有時候站得太穩，傷害的是別人。也就是因為人有著這許多難以捉摸的心理、情緒，對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perception，不同的後果，大家的utility也有異。你視歸山林為逍遙，我則視為兜踎，哪如何定價才好。不能量化，那怎知孰輕孰重？那如何根據路線圖做出決定？

最後，他問我有何結論。我說，要是一定要計算出一個數字，是可行，也是合乎邏輯的。但我說在現實中，沒有人會接受這種offer，原因是因為未來有無限可能，volatility太高了，每個人都有無限潛能、無限upside risk，被僱的不會冒這個險。正如我兜裡只有一萬塊，我寧願慢慢的花，慢慢的賺，也不會過大海一鋪賭大小 - 即使一比一的賠率其實十分合理。同理，僱主也不會斥巨資投資一個問號。他也講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跟本沒有可能有這麼一個價錢，因為大家的discount rate一定不同。結論就是，一個人，根本不能被定價的。

那天下午，我帶了本書，一個人到了樓下的咖啡坐了整個下午。我覺得自己好像握緊了點甚麼，卻又難以名狀。我透過玻璃，看著街上不同的人。走得慢的，走得快的，騎單車的，駕車的，各有自己的目的地。他們的身影交錯又離散，我覺得自己像在管中窺豹，這世界真他媽的複雜。直到現在，我被狠狠的拒絕了，好像甚麼也沒得到，手中卻仍拿著這根窺豹的管。我想，也許有一天，我能夠用這根管，一窺全豹到底長甚麼樣子。

只要不是荒謬的一份子

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最值錢的是資訊。但過量的資訊，不止花錢，也令世界變得荒謬。

我們每天都被迫接受海量的資訊，由打開電子郵箱旁邊的相關廣告，到走在街上巴士站、地鐵站數以千計的廣告板，困擾我們的，是大量的選擇。資訊，提供了選擇。如果資訊不流通，所有選擇都是functional的，買支洗頭水，不必考慮太多，反正你不會搞得清哪支比較好。現在不同，你有納米技術，他有滋潤因子，那邊廂又防脫髮，去頭皮都有五六個牌子選擇，說到底，哪支比較好？

這是一個十分吊詭的情況。我們不是洗頭水專家，不會知道每一支洗頭水的成份是甚麼，哪支最適合自己。另一邊廂洗頭水商卻用盡千方百計洗顧客腦，於是每一牌子都花大量金錢在marketing上，意圖令顧客相信自己的牌子是最好的，換來的卻是更混亂、更不知如何選擇的後果 - 這便是information assymetry情況，導致大家都著重signaling effect的後果。由於你掌握的information太少，而洗頭水商掌握的infomation全面，為了令你買該牌子的洗頭水，生產商需要花額額外的transaction cost，發出一些signal去令你知道他的產品比較好，這就是marketing。

這其實很無謂，你買一支洗頭水，是希望它成份好，最好便是有珍珠末，對頭髮最好。但當洗頭水商70%的開支都花在洗你腦上，羊毛出自羊身上，意思即是你買一支洗頭水，其實是需要三折的價錢，有70%的錢你都花了在聽他講解這支洗頭有多厲害上。這還不是最無謂，要是這是signal真的準確、有用還好，最大的問題是，當有一家開始發放signal，其他不發放signal的生產商便會相對蝕底，因此每個生產商的dominant strategy，都是一定要marketing - 因為你不發放訊號，我發放了便是我著數；你發放了訊號，我不發放便更笨了！於是，真材實料的要發放大量signal，虛有其表的也會花上同等開支，以期顧客在唔知頭唔知腦的情況下會中計。如是者，marketing就像軍備競賽一樣，愈做愈多，愈做愈濫，造成一個雙輸的局面：

對生產商而言，其實大家做少一點marketing是沒有分別的，但偏偏大家驚死蝕底，marketing 的開支愈花愈多，惡性循環之下大家都花多了錢，這些額外開支，是由生產商和顧客共同承擔的；

對顧客而言，由於他們本身product的information本就少，受到多方不同聲音的轟炸，只會令決策過程更混亂。於是決定不是根據product好壞而做，而是根據signal好壞而做。同時，也多花了錢來買一些「因為以上惡性循環而造成的不必要signal」。

結果是甚麼呢？就是買洗頭水的人本來只是想買一支成份最好的洗頭水，但由於資訊過多過雜，決定的標準會傾向於哪一家的marketing做得比較好 - 這是荒謬的，好像女人找老公，明明想找個可以托付終生的男人，最後由於太多男人一起說話，只能選到一個最油腔滑調的男人。你覺得不合理，marketing界最經典的blind test就說明了這個現象 - 一組人蒙上眼，都覺得百事好喝點；另一組人打開眼喝，看著可樂的商標好，大部分人都選擇可樂。signal好，就是嬴家。

在某些情況來講，這個以signaling effect定輸嬴其實是有其價值的 - 就是對於一些賣status的高端商品而言。女人愛買LV，是因為marketing做得好，signal強，大家都重視，於是就知道是好東西。她們買的，並不是手袋，而是「LV花了海量金錢做marketing所帶來的品牌效應」。正如買金勞不是貪其時間準，買波子不是貪其馬力大(老細，香港地你想開得有多快？)一樣。在以上這些例子中，signaling effect是有其價值的 - 因為你買的，就是signaling effect，愈多愈重分量自然愈好。

但是，除了以上所講一些有如洗頭水一類的實用性商品之外，signaling effect的額外成本其實大得不得了。其中一個例子是小朋友。現在的小朋友忙得 不得了，要學跳舞、彈琴、遊泳、書法，每一個都是小黃藥師，為的不是才藝興趣，而是要signal給小學名校校長們知道，我的孩子是天才，他的父母很用心培養他們，不理他們有沒有興趣，以後會不會持之以恆的視之為畢生興趣，總之我的小孩的優質股。這便出現了「頂爛市」的現象，明明沒有興趣游泳彈琴的天才小朋友，亦因為有同儕「出茅招」發放錯誤signal，而被逼癲埋一份。於是大量小朋友呼天搶地，失去美好童年，「天才補習班」賺到盤滿鉢滿，學校校長發覺個個小朋友都多才多藝，最終踢出局的，是那些因為家境送上不了興趣班，卻又天資聰穎的無辜小孩。

又例如大學生找工作，大家內裡甚麼料了看不出來，不過都知道CV走在前面，所以傾莊要爭P，intern要找大公司，交流選名牌大學，選課要選好grade夠頹的。總而言之，一切signaling effect為先，個人發展？反正沒有人會看到。於是公司又要花額外的開支挖掘這些大學生學科以外的能力，apptitude test，assessment centre，多少人力物力，都是因為「出色」的CV太多太濫。

以上的兩個例子，不難發覺，供應方花多了錢signal自己，需求方花多了錢分析這些signal的真偽，原因是甚麼？是因為在這場博奕中，大家都因為想maximize自己利益而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dominant strategy，但當大家都這樣做的時候，其實大家都付出了額外的代價。到這裡有個問題，要是大家一起守規矩，其實大家都能夠得益。那要如何達致這樣理想的效果呢？

第一種方法是透過科技上的進步分辨signal的好與壞。比方說可能有人會在未來發明一種儀器，透過腦電波測試一個人的智能為何，那就不用又看gpa、工作經驗、課外活動等等，一試便知龍與鳳。那時候狗熊就不會再花心思裝英雄，反正都瞞不過去，那真正的英雄自然不必再逼於無奈，跟狗熊幹著同一樣的勾當。某程度上，現在公司採用的app test，其實也有一點透過科技減低額外開支的意味(要不然可能要多interview幾輪，找些專業人士看清楚你是英雄還是狗熊)。

第二種方法是透過一個強而有力的機關，強制限制一些行業的做法，以保持signal的準確性。比方說一些食物需要將詳細的營養資料貼在商品上，加上有嚴謹的執法機關掃除個別犯規者，如此signaling effect便能夠被控制在一個precise and concise的水平上。

第三種方法是選擇單一化 - 很荒謬。邏輯是，共產黨不用每天賣廣告說自己是個好政府，因為所有反對的聲音、對立的政黨都會被和諧掉。沒有選攝，自然不需關心signal是多是少，是對是錯，因為signal已經沒有意義。但顯然這現象在一個有效的市場、民主的社會是不應該存在，所以可以略去不談。

第四種方法是自律。透過協商，或透過道德洗腦也好，潛移默化也好，各競爭者約定大家都守規矩，為大家長遠利益著想。當然，總有些人會因為大家守規矩，自己便肆意犯規爭取最大利益。就如世界各國都知道美國too big to fail，於是繼續借錢救市，就有人繼續有恃無恐，希望各國幫自己埋埋「全民醫保」張單。

顯然以上種種方法並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於是世界繼續混亂荒謬。比如世界上談環保問題永無共識；比如香港論述滿天飛，三人成虎，市民不知有誰可信；比如大堆只懂吹拍奉迎的人身居要職，有能之士要麼鬱鬱不得志，要麼轉投他方。一切一切，彷彿說明了既然top down approach未能兼濟天下，也只能bottom up的獨善其身。我的想法，就是既然打破不了這個制度，便要成為這個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不要問這個世界為何如此荒謬，只要自己不是荒謬的一份子。

33蚊與20蚊之間

最低工資討論了十年都有，最近又有所謂「新進展」。

33蚊與20蚊，完全就像玩大富翁一樣，講的是議價能力，而不是錢的問題。

「喂，我塊地值2mil，你1.5 mil就想買？」

「你而家無錢，你按左佢都係得1mil，我俾多左你啦！」

其實無論20蚊又好，22蚊又好，24蚊都好，收買到多少個在職貧窮既人支持，都不是問題所在。在香港這個小政府、大市場，由自由經濟主導的地方，工會根本是毫無議價能力可言。

所謂參考外國例子，英國做到，法國做到，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國外的工會議價能力高 - 英航員工罷工，連美國的貨運工會都嚮應，堅持間間生意都做，就是不幫英航。香港呢？職工盟搥胸頓足多年，都係得個吉。問題在於雙方既議價能力不平衡，不可能在33蚊與20蚊之間洽談出一個大家接受的最低工資。

應否有最低工資，是價值判斷的問題；但最低工資的水平，是個如何執行的問題。究竟不同水平對失業率的影響多大，有多少中小企會受影響，這些都應先用研究數據理清，而非像現在「大富翁式」的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用議價能力訂定水平，只會是一場各自表述的鬧劇 - 一方說對失業好大影響，一方說影響不大，說穿了，是大家都不信對方的數字。

要解決職貧窮，別信最低工資了。政府還是想想如何做好其他配套，透過補助、交通津貼等比較實際。擾攘多年，只得出一個「20元至33元之間」的結論，大佬，阿水都知道在兩者之間啦，真的認真你就輸了。

高鐵：就當上了一課

最近本想為高鐵寫一篇博客，花了頗多時間查找資料，但認真想來，高鐵這個議題牽連甚廣，在資料眾多的情況下，要細細歸納分析，平衡各方利益實在太難了。尤其不少著名城中時事評論員早已發功，珠玉在前，我不好意思翻炒舊菜。所以只揀幾點講講，分享一些看法。

抗爭是手段 而非目標

很多抗爭者都是為菜園村居民抱不平。這牽涉到在城市發展與保育之間如何求取平衡。看著公公婆婆的慘況，我也感同身受。但其實城市發展，向來是破而後立，我們很難要求政府興建任何基建都不能夠影響任何民居。關鍵是要看政府如何彌償受影響的市民，以及有沒有更佳方案可作替代。以上這番官腔說話不容易講，因為受到影響的是活生生的人，以及有感情的家園，這一點我絕對沒有懷疑。但換個角度看，煽情的說話其實最容易講，站在道德高地指點江山最為容易，但如何存大局，知利弊，用一個理性宏觀的態度去尋找解決方法，是每一個抗爭者都需要反思的問題。抗爭是手段，抗爭的後續方案才是目標，只破不立，便有點倒果遺因的味道了。負隅頑抗，可行性其實甚低，倒不如轉個方向，為公公婆婆謀取更多福利，反而可能皆大歡喜。

造價高 成本應合理攤分

高鐵造價過高，又牽扯到公共運輸成本效益問題。我有幾個看法想提出。首先我對於香港段平均每公里造價25億的算法其實有點疑惑。但凡高鐵，例別經城市和郊區，北京至廣州等段平均造價只為1點幾億，當中包含了很多郊區的鐵路。要是單獨只將高度城市化、地價高昂的香港段獨立抽出算取平均數未免有點偏頗，因為一條鐵路的價值並不能分段截取計算，而是在於其連結兩地之功用，每一段都必不可少。因此就算香港段多貴，都應將其與廣州段一起計算平均成本，從而攤分支出。一個平常節儉的兒子每天只吃飯盒，只是在母親節請老媽到半島大吃一頓，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他是個「大花筒」。另一方面，香港段之所以價高是因為其在地底建設，一則避免擾民，二則高度城市化的香港在地面上興建鐵路有所難度，此兩項原因，其實皆合乎大多反對派的利益。因此，在反高鐵造價過高的同時，其實應該探討究竟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例如錦上路方案，或者索性承認由於香港情況獨特，在不擾民的情況下此高價無可避免。再進而根據第一點，與中央磋商一個較為公平的成本攤分方法。所以要反的，其實不是高鐵，也未必是政府方案，而是成本利益的分配方法。

高鐵並非投資

另一有關成本效益的迷思則來自中大某教授的意見：「經濟回報先得個6%...如果做任何生意無回報6%，邊個會做呢行生意？」我其實不太認同這種只以回報率量化基建成果的方法。第一，基建所拉動經濟，例如商務、消費、旅遊等效果其實並不反映於只看票價的回報率之中。同理，高鐵所帶來的利益並不只限於所謂「乘坐高鐵的富人」，對於創造就業、刺激經濟，長遠來說「做大個餅」，我認為其實人人受惠。

第二，基建不能看成一種投資，其在城市品牌、經濟、政治、甚至是文化上的戰略價值遠遠大於「回報率」三字可以代表的涵義。單看回報率，歐洲之星都年年虧蝕，照這些所謂的「金融知識」來看自然早死早著，但其所帶來對旅遊業的影響，大家心中有數。田北俊說得好，所有客量、收入等等其實全是紙上談兵，20年後的有多少人在兩地穿梭，誰會估算得到？我覺得這是一個死結，根本大部分市民不妥的，其實是政府而非高鐵。669億有多少，其實我們都沒有甚麼概念，反正就算不予興建，都不會每人派八千大元就是了。也不是說興建了高鐵，就不能加綜援、派多點生果金、增加大學學位、回購隧道等等 - 香港政府，也不是只有669億。太多聲音騎劫高鐵了，令這趟渾水更加混濁不清。

八十後未必是「八十後」

相信除了內地人會對港人引入內地「潮語」有夠興奮之外，最開心的一定是呂大樂教授 - 「八十後」一詞一次又一次地為「四代香港人」賣了不少廣告。說世代衝突，練乙錚先生的見解很不錯，(詳見《練乙錚：「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另一方面較令我感興趣的是看到Facebook內不少人都堅稱自己並非報紙所定型的「八十後」，反對以年齡標籤新一代。我覺得當中最邪惡的，是以「八十後」一詞作為一種政治立場，其有三害。第一害，深化社會世代矛盾，由曾司長都勸說「八十後」要擴闊視野、多作理性分析，便知道傳媒將「八十後」定格成一群不理性、激進、不經思考的青年的招數是如何成功。第二害，煽動八十後自我標籤 - 由於我生於八十後，所以我也要「為社會出分力」，反政府，反高鐵！於是不少八十後，都被自我催眠成傳媒口中的「八十後」，「大義凜然」的反高鐵去也。第三害，引起真正的八十後之間的矛盾與猜忌，有同齡人不齒所謂「八十後」為反而反、「博出位」，其實反不反高鐵，與是不是八十後，又有甚麼關係？

比激情多一點

八十後是有理想、有激情、有動員力的一代。我們掌握著高端科技，懂得用Facebook、twitter等動員包圍立法會，力量愈大，對獨立思考的要求也就愈高 - 一個小孩揮動一個大鐵錘，很容易便會砸傷自己。但總括而言，我覺得有更多青少年關注時事，勇於表達意見一定是一件好事。社會大眾應該給予一些空間讓新的一代擺脫政治冷感，對我們關注社會時事、勇於表達意見予以肯定，而不要只把焦點放在遊行中個別的激進行為，始終，要求青少年像老教授般博學、溫文、爾雅是吹先求疵了點。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八十後對自己的要求。我們能夠付出的，應該可以比激情多一點。激情與理性從來不是對立，創意、資訊科技、活力，這些都是我們的強項，而作為社會上知識份子的大學生就更加責無旁貸。我想，我們在示威以外還有更多可以做。何不對議題研究多一點？用多點事實作理據，用多點耐性爭取對話，用多點交流促進氣氛，會被跨鐵馬、燒記者背包、挑釁警察等行為更能夠達到目的，更能夠獲取社會的掌聲。

中港的政治博奕

如果把中港關係看成一場政治博奕，那麼高鐵只是一件小事，然而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港人的心態。我們不齒政府媚中，我們信奉港人治港，尤其以往一直自命比內地人優越的港人，在經濟環境轉差，機會開始被內地奪走後，心態有點那麼不平衡。我們一直不想承認，其實我們在往後的幾十年其實要靠阿爺提挈，生活才會好過一點。不是嗎？要不是QDII、QFII，我們哪能透過H股賺取外資想要投資中國這個大市場的金錢？要不是自由行，我們的旅遊業哪能如此昌盛？還有物流，已經逐漸被國內價廉物美的沿海城市所邊緣化。我們不能否認，中央的每一項政策轉變，都有可能傾倒我們的飯碗。在我們反特首，反高鐵，想以五區總辭要脅中央談判的同時，其實應該想想，特首這個位置，誰坐上去，都要媚外又媚內，兩頭不討好，龜縮在立法會裡還好，難道要走出來跟我們說，「唉，各位，上頭不高興，大家便無飯開」嗎？

訴諸情緒不能利益最大化

我們想中央下放權力的同時，中央又何嘗不怕香港會變成另一個西藏？黨的幹部們看著這班「八十後」衝擊立會，又何嘗不會怕這樣演變成另一場六四？給你普選，要是選了毓民當特首，要脅自己平反六四，又豈不是作繭自縛？在高舉「港人治港」、「民主精神」等旗號之後，細心想想，其實在政治博奕的平台上，沒有所謂道德高地，沒有所謂法理依據，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訴諸情緒，與爭取最大利益，也就是民主，可能是背道而馳的兩條路。

就當上了一課

高鐵應不應該興建，應不應該用這樣的方案興建，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小弟才拙，實在不敢妄下定論。反正撥款已經通過，我們能做的，大概就是從這次的抗爭汲取經驗，好好思考以上種種問題，下次更客觀、更理性地整合各種意見，無論是不是八十後，都可以理性地表達我們的激情。

反正，在香港這個地方，應該還會有很多很多次抗爭。

杜拜：一個賭仔的啟示

最近全城鬧得熱哄哄的杜拜世界危機，終於隨著阿聯酋央行出手救助而落幕。套用鄺健銘常掛在口邊的context，我們除了聚焦於杜拜是否過度舉債，衍生工具有多邪惡等話題外，亦可以一個發展的角度來看杜拜。

做老二會餓死

杜拜的座右銘是「做老二會餓死」，無他，作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即阿聯酋)的第二大聯邦(即類似美國一個州的政體)，佔地第二大的杜拜石油蘊藏量極少，遠低於龍頭老大阿布達比所佔全國的90%。翻查一下資料，杜拜的石油於2010年便將耗光。

居安思危之下，杜拜早知效法中東國家一貫以油元過人世的做法並非長治久安之道。手中的籌碼愈來愈少，需要抓緊一個機會，先機創勢，打造中東成為區內貿易、金融與旅遊中心。早於1970年代，杜拜已經就大興土木，進行基礎建設。到了80年代杜拜已儼然成為區域內的貿易中心與波斯灣區的重要航空轉運站。透過自由貿易區的設置與杜拜金融中心的建設，杜拜已經成為區域內的重要金融中心與貿易中心。

今日，杜拜的經濟已經成功轉型，石油輸出只佔GDP的6%，其他則來自金融、旅遊、物流等產業，不必擔心「油盡人亡」的問題。

三十年的高瞻遠矚

杜拜這個賭仔今日之所以能夠「身光頸靚」，主要歸功於以下幾個要素。第一，執政者的高瞻遠矚。身處於封閉的阿聯酋以至中東經濟，杜拜明白自由經濟作為區內第一扇窗口的優勢，故早於70年代便懂得為自己打造優厚條件，三十年前的遠見，在中東這樣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尤其難得。

第二，政府政策的全面配合。杜拜政府可謂「軟硬兼施」，硬件方面大興土木，促進物流；軟件方面則開方移民政策，以致如今杜拜有90%的人口都是外國人。另一方面杜拜並不像中國，外匯管制寬鬆得緊，在世界三大新興市場：中國、印度、波斯灣地區中頗為罕見。在這個沒有泥碼的賭場，你嬴了一百萬，真的可以真金白銀的匯走一百萬，自然吸引更多歐美外資進駐。

第三，作為一個超級賭仔，杜拜明知自己單靠油元難以建構起整個王國，於是一早立定心腸要賭他媽的一鋪。要麼不賭，要賭就要做賭神。於是舉債800億美元，建造有如世界島、棕櫚島、帆船酒店這一系奢侈到瘋癲的建築。唯有做世界第一，方是賭仔生存之道。順帶一提，據說還未完工的杜拜塔是不封頂的，意指日後若有國家建造比它更高的建築，杜拜也可繼續加蓋。不知道這是宣傳策略還是杜拜酋長真的大賭亂性，但無疑杜拜作為一個「窮奢極侈之都」的定位，是空前的成功。

回望香港

與杜拜相比之下，香港的發展程顯得較為被動。我們50年代為何會做轉口港生意？是因為美國禁運中國貨，我們才有這條水路。為何輕工業能在60年化萌芽？因為中國大量廉價勞工來港才應運而生。為何其後工廠北移，才轉型服務業？因為勞工價格上升。為何我們能夠是自由經濟，吸引外資？一方面固然因為香港的策略性地理位置，另一方面香港的自由貿易的大門是被英國佬因殖民地之便一腳踢開的，相較起人家杜拜主動開門迎客，有點失色。

總括而言，我們常說香港人適應力強，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好像只懂得睇餸食飯。杜拜在三十年前，已經買定餸，煮好一碗香甜的米飯。回歸十二年，我們才好像突然醒覺，餸菜好像少了，同一碗飯好像更多人來爭食了，是否有點諷刺？

進一步探討，我個人認為是因為香港在政治上的自主度一直較低。當初英治時期，自然不必為你想九七後的事，只要夠其自由貿易便足矣。正如你借圖書館的書，不會在還書前還包得美美的歸還一樣。及至回歸後，一切都要看阿爺面色，定位成國際金融中心也如履薄冰，驚死跟上海有利益衝突。也是這種一直周旋於大勢力之間，「師爺式」的意識形態，令我們無疑在「割禾青」、「搵快錢」出類拔萃，但當我們要當家作主，好像又久缺了點遠見和魄力。

杜拜的情況不用說，人家謝赫·穆罕默德酋長式的管治已經夠獨裁，還同時穩坐阿聯酋副總統之位，可謂一呼百應。有時候我不禁有點疑惑，純粹站在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個優秀的獨裁者會否更為可靠？

賭仔的風光背後

當然，杜拜這個賭仔終於也付出了代價。今次申請延期還債除了反映其擴張過盛過快之外，亦暴露了這超自由經濟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由於外匯管制寬鬆，外資來得快，去得也快。而寬鬆的外匯管制加上過度依賴高端地產項目，令經濟衰退時的情況更為惡化。08年9月杜拜的樓價就狂瀉25%，不少外資一下子被抽掉，不少工程都被逼停工，與樓市下跌更成惡性循環。而世界對高端服務的需求大幅下降，例如帆船酒店的空置率便大幅上升，進一步令還債更加困難。

本來，有鑑於中東封閉的經濟對比起杜拜的自由開放，杜拜的房價理應有升無跌。但問題是讓熱錢失控流入，自然形成樓市泡沫。遇上有如金融海嘯這樣大型的systemic risk，加上缺乏多元化實體經濟支撐的負債，便造成了杜拜今日的窘境。

90%的外來人口也標示著社會凝聚力的問題。由於杜拜的一切都是在短短三十年間用錢建構出來的，不同種族的人很難和諧共處，你我本非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這是一個只以利益掛帥的地方難以避免的情況。在這方面，我覺得香港優勝得多了，至少我們還有一群傻得可愛的人爭取普選。

賭局還未完

杜拜有阿布達比出手相救，自然有賭未為輸。至於最後的嬴家是誰，兩者之間有何政治交易、杜拜會否將金融中心的地位拱手相讓等陰謀論，自然不足為外人所道。不過話說回來，香港人，數算自己手中籌碼已經不多了，下一局，該如何賭？

我們這代人

看畢曹仁超訪問以及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想分享一點我對這一代人的看法。

這是一個甚麼都有的年代。如果說上一代人只要拼了命讀書就能成功的話，這代人的遊戲規則已經轉變。以前科技沒有現在發達，交通也不方便，孩子要接觸資訊只有看書。看書是學習，也是娛樂，所以孩子愛看書。而正因為選擇太少，所以書看得再多也唯恐不及。

這代人物質太豐盛，娛樂方法也多。單說坐車，可以聽ipod、看書、打psp/nds、打給朋友「攝時間」，太多的選擇，使我們沒有思想的空間；多少次，我們或是聽歌，或是在facebook或youtube上亂click亂看一通就消磨了整個下午；ICQ、MSN，跟朋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也就幾個小時。就是想靜下來看看書，也會有日本漫畫、無記劇集、PPStream等分散注意力。更不用說Play Station、Xbox等極盡感官刺激之能事的遊戲。我從小就被媽媽說我「坐唔定」，我就奇怪，那麼多東西分散我注意力，那有可能坐得定。

我們面對著太多娛樂的方式，要抵擋誘惑，抽出身來，難。

這是好事，也是壞事。某程度上，多元化娛樂是經濟走向現代化，發達社會的表徵，但我總覺得這代年青人少了點靈氣。中學讀到白先勇上課時偷看《琥珀》，也不理老師教什麼量球徑測長度，自看得津津有味。我不禁馳想，那年代的人，就偷懶也偷得比我們瀟灑。今時今日我們中學生，上課玩PSP，偷看新一期EXAM連載，偷發諸如「BB我愛你」等肉麻短信，盡皆俗不可耐。若要一言蔽之，我們是在未懂得衡量的年紀，便已遇上太多選擇。在經濟飛速增長，消費主義的年頭，我們賠上的，是心靈上的空浮。

這不能全怪年青人。我把以上種種「好東西」塞給白先勇，他也一定會覺得電腦遊戲比較吸引。我們不能只埋怨青少年沉迷網吧，每個發達國家也面對同類的問題。我敢寫包單，愛文學的白先勇也一定為金庸群俠傳online著迷。這是社會風氣、意識形態，誰都覺得連機打winning eleven緊張刺激，問題是少年人一定未夠慧黠看清事情的長遠價值，中伏是理所當然，要問的問題是我們今日要如何避免中伏。

想說的是，我們這一代想要成功，先決條件是抗誘能力。只有能夠抵抗眾多娛樂的誘惑，我們才有最基本的，自我增值的籌碼。

再進一步，現今這代人每日接觸的資訊太多。以往的人學一門學問，認真研究便足夠。這一代人，每日都被不同資訊轟炸，要少年人從眾多聲音中理清脈絡，更難。古人讀四書五經，聖賢之道，少是少點，但勝在字字珠璣。今日我們的媒體如何，網絡世界如何，有目共睹。多少人報紙先看體育版、娛樂版；有多少人沉迷高登，日日淪陷在「膠已俾」「酒已賜」等無聊回覆之中；多少人不讀報不看新聞，每日的social activity只是MSN......大有人在。

大概媒體也懂捉這代人的心理。所以寫得愈嘩眾取寵，愈簡單低能就愈多人看。反而嚴肅的、認真的反而少人看。撫心自問，我都承認蘋果比信報來得有趣，但如此並非久安之道。我們這一代變得不願go into details，去過不少論壇，人們一看到長上少許的文章，「好悶呀」「嘩，咁長唔睇」等回覆此起彼落。於是我們變成了口號式的一代，只喜歡看point-form，只喜歡嬉笑怒罵，因為我笑你，我串你，我鬧你，只需將自己放於道德高地，無需跟你認認真真，實事求是的討論下去。

在眾多雜訊之中，要以理性認識世界，實事求是的獨立思考，又是一難。

不是埋怨，不是自鳴清高，而是想指出一點：社會進步了，環境變化了，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能力、另一種遊戲規則才能成功。

與此同時，這一代的分工愈來愈細化。一科商科已夠狹窄，還要分拆成各種主修如管理、市場營銷、金融、資訊系統、風險管理、計量分析.......經濟上的效率是提昇了，我們擁有了更多所謂專才，但學生們要看到全局就更難，眼光也就更狹窄。

從前有個共和國家，每年都要建不少高塔。這些高塔原本是由所有民眾合作建設的，大家無分彼此，一起思考，大家都會算角度，計重量，大家都能看到整座高塔的意義，大家都是偉大的工程師。但有一日暴君入侵成功，命令將所有工序細化，命令一班奴隸各自負責建築的不同工序。於是擔泥的，只懂得擔泥，眼中也就自然只有那一坨泥。整套智慧集中在那一小撮最上層的建築師當中。於是擔泥的繼續擔泥，他的兒子也將繼續擔泥，他的孫子也將繼續擔泥......今日，奴役我們的是金錢、觀念、規則。

我認同division of labor與specialization的概念，只是想指出在這樣一套規則下，我們要做得更多，才能脫離奴隸的身份。

我們社會現代化了，現代化到了一個地步，由我們出生那日開始，已有太多既定的路讓我們走，已有太多細化的工作準備讓我們做。我們從小便被洗腦：做好學能測驗、考名校、上大學、讀醫讀法讀商、進大公司、一步一步晉升，於是，我們擺脫不了社會規則的桎梏。不像上一代，他們孑然一身的往香港闖，辛苦是辛苦，但他們是當年的規則設計者，有一份瀟灑，有一份豪氣，有一份遠見，是我們這一代要付出雙倍努力才能學到的。

我們活在太多看起來「設計得很好」的規則，反而像那只看到一坨泥的奴隸工人一樣，眼中只有會考、高考、GPA、I Banks......沒錯，一出來社會做事一定是由奴隸做起，這無可厚非，也是理所當然。但就算是奴隸的身份，我們也要有主人的意識 - 用主人的角度理解規則，改變規則，創造規則，直到有一日我們也變成主人。

主人意識，放在奴性特重的中國人社會中，又是一難。

抵抗眾多的誘惑，在云云噪音中找到真相，還要用奴隸的身份活出主人的意識 - 這才僅僅擁有成功的資本。

也不是要無病呻吟，而是想分享自己的看法 - 在這世代想要成功，除了語文能力、表達技巧、人際關係這些基本必備的soft skills之外，我們更需要的思維上的一種進步，在我們還年青、還有熱情的時候發光發熱 - 男兒何不掛吳勾，收取關山五十州！

在此分享一些我的建議，大家也不妨來分享一下：

一、Look for a mentor：自己看得不夠遠，便用比你看得遠的人的眼晴看。我一直很感謝我大家姐，每當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她一定能給我答案。我對她有種盲目的信任，假如日後我真的能夠成功，我會將95%的歸功於她的幫助。

二、Keep reading：用一天時間吸收一個大師一生的成果，是一種福份；用一百個大師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是一種上一代人永遠想像不到的奢侈。

三、Think, think, and think：我們這一代做得夠多，但想得太少。擔再多的泥也是奴隸，想一想你那一坨泥在你奴隸成長為主人的生涯扮演著甚麼角色，你會擔得更好、更快樂。

有人會說，時間太少了，不夠用。我覺得要是保持著原來的心態，就算給我四十八小時，我們也會用同一種方式在忙。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心態上的轉變。

也談地產

地產的最終極意義，並非在於炒賣、住宿、獲利、租賃，而是為土地塑造一種「況味」，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詞語，姑且稱之為context。

在此首先嘗試探討地產之本質。商人買地，發展商根據地之用途，在上建築硬件，如商場、住宅、寫字樓等供人使用。滲入人的元素後，開始有軟件這個概念在其中。甚麼樣的人，做甚麼樣的事，都在影響這塊土地的內蘊，而這種內蘊又從而拉動硬件配合，軟硬件之間隨著時間互動，在這塊土地的實際產出之外，久而久種逐漸形成一種內涵，暫且將其稱為context。為甚麼用context這個字，是因為這種況味是有時間性的，無數人的行為，日積月累，才能形成context，並非一下子建構得了。

純粹以金錢角度看一塊土地，難以代表整個context。雖然說，有些情況context的價值亦反映於價格之上。在此想分享我長大的地方 - 太古城。太古城在樓市上有「大藍籌」、「樓價數十年不倒」的稱號，原因是其價格根本完全反映不到其折舊。明明是幾十年的舊樓，賣得比新樓盤還貴。在我看來，最終極的原因是因為其context。我住了十多年體驗到的是，太古城治安特別好，出沒的人比較斯文正路，夜間街上人不多，很是寧靜。在太古城感受到的是一份安全感，很平易近人，不會擠擁得吵耳，卻也不會華美的讓人覺得高攀不起。聽過很多人說，其實很多有錢人住在太古城，我想，怕的是住山頂高處不勝寒，貪的是這份大隱隱於市的人味。是故太古城樓價比起同期的樓宇可謂金槍不倒，樓已舊，況味仍在，大概就是人想買的是這份context。

在此不是替太古賣廣告，而是想探討一下context是如何建構出來的。不知大家有沒有發覺，太古地產的發展項目，幾乎全都有四大元素 - 私人住宅、辦公室、高檔商場、酒店，姑且稱之為「四合一策略」。例如太古城，有one island east、太古城中心、EAST、中心寫字樓；金鐘有太古廣場、一至三期寫字樓、The upper house (service apartment)、港麗、JW Marriot(太古各有兩成股份)；九龍塘有又一城、寫字樓、本身亦是高尚住宅區；東涌則有東堤灣畔、東薈城、東薈城寫字樓和Novotel。我曾在internship的induction時問過太古地產的HR，這「四合一策略」的價值為何，他說是便於管理。後來自己書看多了，想多了，漸漸發覺其實大有道理在其中。

千萬不要將地產想成硬綁綁的地盤或建築物 - 我領悟到這其實是一門人的生意。廟街之所以吵雜，是因為起初多大排檔，去的多是低下階層，人漸漸多了，吸引擺賣的人。後來人們發覺這地方熱鬧得很，叫賣聲、叱喝聲此起彼落，有種美的和諧，於是成了旅遊點，廟街逐漸成了地道、市井、熱鬧的代名詞。太古地產這「四合一策略」，其實是透過硬件，吸引不同的desirable segments，隨著時日度過，以人的活動為藍本建構出context。而太古城的例子正說明了，一個成功的context足矣扭轉一切。

試想想，有一個地方，起初出沒的是中上階層、大公司員工、五星酒店旅客與購物狂，於是這一帶的食肆、商鋪也開始有格調起來。由於出沒的人的關係，久而久之治安也好起來，食店質素有保證，消費也高了。每日都有西裝畢挺，拖著行李箱的外國人走過。夜晚白領都放工了，街上自然安靜起來，卻有三兩住戶悠閒散步，又不至於太死寂。你會覺得這地方高雅、有格調，卻又不失人氣。付多點錢，除了買的是那幾百呎的家，是每天包圍著你，日積月累的這份context - 這便是太古城。可以想像得到，以上種種行為、現象，其實是可以通過發展各項地產項目所控制。別要忘記，太古城的前身是太古船塢，還不一樣建構成今日的景象。

金鐘是另一個好例子。金鐘的景象如何，香港人一定知道，也不用細緻描述了。傳聞當年洋行巨擘太古眼見中環已差不多發展完善，遂有「decentralization」之意念，銳意發展中環以外另一個商業地帶。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這就是太古地產的策略 - 一定要是甲級寫字樓，低級的也就算再賺錢也不願做；旁邊的一定要是五星級酒店，四星級也要走悠閒路線；商場賣的一定要是名牌，即使有再多的小牌子付得起錢願意進駐，也寧願空置(順帶一提，東薈城本著寧缺勿濫的精神，occupancy rate一直到2007年才是100%)；因為租金有價，context無價。蝕幾年租金事小，影響整個context事大！

看遠一點，看闊一點，將地產擴而充之，香港的發展其實亦有借鏡之處。我們談文化保育，談城市發展，談兩地融合，其實真的不應只往錢看。因為土地是我們的根，古人說得好，地靈人傑。每一寸土地怎麼利用，代表著往後的context，代表將孕育出怎麼樣的人。地產地產，其實也是物產、人產、文化產。

藝術何價？

來到倫敦，想到人們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也不無道理。

在學校修讀一科"Performing arts in London"，一開始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醉心藝術，而是因為我們可以優惠價50磅看價值150磅，一連六場不同的表演，包括音樂劇、芭蕾舞、莎劇、現代話劇等等，抱著身到異地擴闊視野的心態，一看無妨。

看了才知道，原來倫敦的藝術氣氛多麼濃厚。在香港，聽見人說去看話劇我們會說：嘩，咁有文化呀你？兩三百塊的一張票，只屬於有錢人附庸風雅的玩意。在倫敦，無論是芭蕾或是話劇，時時全院爆滿。印象最深刻的，是去看一場莎劇的時候，台下圍滿了站著的人，一問之下才知道有種只售8磅的經濟票，讓觀眾站在台下看。那種感覺，令你覺得藝術並不一定要很風雅，而是可以與眾同樂的。看場話劇，觀呼整晚，對本地人來說就像飯後去散步一樣的自然、悠閒。一個真正懂得藝術的城市，不會高呼藝術，因為藝術早已融入人生活之中。換了在香港，舊幾水企兩粒幾鐘，有人會幹嗎？

同為metropolitan city，香港的藝術氣氛為何會如此薄弱？在香港讀報，經常看見有劇團呻窮，找不到資助便要結業，或是要排期等政府派錢才能苟延殘喘。我想起那個在covent garden門口表演的印度青年，他仍是兩年前的那一個，說的對白我都記得八成，搞的冷笑話仍是當年的那幾個。看到他那自信滿滿，露出一排白牙笑說：I am a performer, and I do this for my living的時候，心中有點羨慕。為何異國的一個街頭表演者，也像活得比較有尊嚴？

有人謂，香港沒有文化底蘊。我想問的是，同為大城市，我們有甚麼不同？人家有莎士比亞，我們也有李白蘇軾，近一點的，也有唐滌生梅蘭芳，可以發展的市場也有很多，但我們的藝術產業就不見如倫敦一樣的蓬勃。又謂，所謂的藝術，過氣了，現代人不會明白。莎劇用的老式英文也是深奧難明，但散場時聽見鄰座如數家珍般唸出一句又一句的對白，自然得有如我們唸床前明月光，別人能做的，為何我們就不能？

也許又有人會說，香港容納不到藝術。藝術是有錢人的玩意，香港行的是高地價政策，土地一定要用來作一些高增值的產業才能回本，藝術產業根本難以持久。倫敦的租比起我們只高不低，與香港、紐約、東京等地並列世界最貴租的城市。但人家照樣處處劇院，而即便是香港，也有些租金比較便宜的地方，天水圍，也可能可以發展成本土藝術之城。

又謂，香港窮人多，沒倫敦人富有。翻查資料，倫敦有53%住戶收入低於30,000磅一年(約為港幣395,000)，香港都有28.3%的住戶有此收入，撇除倫敦生活指數較高的情況不說，都不見得香港的藝術產業有倫敦一半的繁榮程度。而倫敦人卻十分願意花上幾十磅看一場音樂劇，作為茶餘飯後的娛樂。

說穿了，是香港人對藝術沒有需求。無論軟件硬件多好，藝術對香港人來說沒有吸引力，這不是建設一個西九，資助十個藝術團體可以解決到的事。我們對藝術的需求不足以養活這班藝術工作者，這是最根深蒂固的問題。所以在香港，你說你以後要做話劇演員，一係發左達，一係痴左線，何其諷刺！

作為出路，一則試圖不斷向市民洗腦，以push marketing創造他們對藝術的需求。二則透過本土化、大眾化，將傳統藝術演化成一些合市民胃口的表演。可能會有藝術家站出來嘆兩句曲高和寡，但總好過連唱曲的台也窮得被人拆掉。一於齊齊高呼一聲：搵食o者！

在香港，藝術有它的價值，卻找不到它的價錢。以前覺得可笑，過了陣子覺得可悲，現在想來，大概也強求不來，何不大方承認在我們的生存之道裡，可以有容祖兒演唱會，可以有黃子華棟督笑，而容納不下傳統藝術？文化沙漠也沒甚麼大不了，最吊詭的，是繼續宣傳自己作為文化大都會的定位，有點當了婊子還想立牌坊的味道。這也許是西九為何到現在還未完工(或動工？)的原因。

無法營銷的自己

Customer Equity = Value equity + Brand equity + Customer retention equity

顧客願意花在你身上的錢，取決於三方面：價值、品牌、以及客戶保留。

以LV為例，價值，是那個真皮手袋。

品牌是LV象徵的高貴、優越、時尚的感覺。

客戶保留是客戶關係、售後服務、一切挽留顧客的手段。

營銷做得好，能賣出數以百萬計的LV手袋，但人不能營銷自己，人一定要老老實實，一蚊貨仔就賣一蚊。

我們有傾向為自己打造良好品牌，擴闊自己社交圈子，挽留貴人日後相助。但我們有自我存在之覺悟，一蚊的貨仔，建構到一千蚊賣出，我們會迷失。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社會，最可貴的，是本心。

Value這字用得好，市場營銷上，他指一件貨品實際上能為顧客帶來的價值。放諸於人，它指價值觀 - 我們對價值的看法。值一蚊的貨品，一千蚊賣了出去，顧客會退貨。價值觀裡只有一蚊的內蘊，包裝成一千蚊給人看，旁人會失望離去，自己也會找不到自己，獲得再多，卻又如何？。我們的value，反映我們的value。

所以想自我增值。讓我雙眼看更壯闊的海，雙腳走更遠的路，一步一步的，走出我的價值來。

關於知識

最近看到不少探討知識的文章，也來分享一下。

知識對我而言，直覺是起著承先啟後的功能 - 上通古人，下接來者。人力有時而窮，知識的傳遞有助節省後人「重新發明輪子」的時間，因而隨著時間，後人能夠將以往的知識不斷演化、整合，在薪火相傳的同時為知識增值，推動文明進步。使人類走向真理，是為知識的最終目的。

知識的完善，主要通過推翻、確立和推演三個過程。例如前人以為地球是平面，後人推翻這「知識」，並証明了地球是圓的；又例如前人用簡陋的天文望遠鏡觀星，估計太陽乃是太陽系的中心，後人擁有更高科技後加以確立，使正確的知識得以流傳；而所謂推演，則是指基於前人流傳的知識創造更多新的知識，例如不少粒子之間互動的公式，都是以牛頓三定律作基礎推演而成的。通過這三個過程，日換星移，人類理應一日比一日靠近真理。

以上全屬為人類福祉出發，我並無如此偉大。然而我也認為學知識有其必要，基於兩個功能：

一，知識代表世界的規則。我們一出生牙牙學語，對世界一無所知，正是要通過了解這世界的規則，才能更好的存活在這世界之上。就如學經濟、學通識，我總得知道這世界如何運作，才能夠在日常生活，在工作中做出決定，與人相處得宜，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二，知識作為思維進步的載體。有師兄向我說過，讀書不只讀facts，還要讀其背後的mindset。這陣子在倫敦看多了點書，明白到這世界之大，各門各派都向自己的一套系統解讀世界，如經濟學，用utility解釋人所有的行為，通過price mechanism解讀世界。社會學、政治學各自有其mindset，通過學習知識這個載體，我們才可觸碰到前人千錘百煉的想法。於是，我大了，未必記得那些繁複的公式，但總會理解供求理論背後的意念，如何更好的包裝自己去面對市場。

一直有個迷思，假如我們將知識的演變速度Y看成一函數：

Y= f (知識的數量, 傳遞的速度)，知識愈多，我們需要學的就愈多，拿來推演知識的時間就愈少。例如古時只讀四書五經，現在中學生年紀小小就要學十數科。另一方面，傳遞的速度愈快，例如古時只能用竹簡，現代用書本，甚至電腦，獲取、分享並推演知識的時間就愈快，愈有效率。互聯網的發明，促進了學術應用交流，也加速了知識的演變。

問題是，傳遞的速度一定會有一限度，知識卻愈來愈多，直到有一日可能會互相抵銷，達到一個平衡，Y=0，代表知識不再進步。

經濟學提供的第一個答案是，當投入的勞工和資金因為DMR再不能增加產出，通過specialization，能進一步提高產出，這解釋了大學為何有愈來愈多科目可讀。公式現在變成

Y= f (知識的數量, 傳遞的速度, 細分的程度)

到此發現兩個問題：

一，將知識細分，無疑能加速其演變速度，但站在全人發展的角度來看，對人靈智的開發未必有用，例如我們可看到愈來愈多所謂「專才」，只懂本科的學問，卻對世界一無所知，原因是，我們不能將學習當成生產。

第二，細分也有窮盡的時候，我們總不能將醫學再分為大腿學與腳板底學，因此Y愈大，而而知識的數量愈大，speicializaion →0，則最後產生一平衡點，即Y=0。

經濟學最後提供方法的是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通過科技進步，同樣的勞工、資金與細分程度，產出能變得更大；在知識的層面講，可能是innovation。

那麼何謂知識的innovation？暫時還未想到，遲下再探討一下...(今日剛剛看完了Stephen Spielberg的人工智能...難道答案是A.I.?)

夜了，祝願人類在Y=0前已打開真理的大門！

空港經濟論

早前參加一貿發局之經濟論壇，名為「為香港前途把脈」，主講嘉賓為陳南祿。 有見社會上一眾唱淡香港前途的聲音，甚麼邊緣化、步威尼斯後塵、逐步喪失優勢、被中國多個城市迎頭趕上等，論壇之目的顯而易見，一則集思廣益探討香港前程，二則宣傳貿發局，我亦有幸作為座上客之一，近距離接觸這太古華人大班。

陳南祿之空港經濟論

在此想探討一下陳南祿對香港前程之論調 - 空港經濟論。他指出，無論古今，一個發達的大城市，必然為當初的交通樞紐，長安、羅馬、威尼斯，直今未聽過他們的人口政策何如，文化政策何如，唯有一點，它們都是城市間的交通樞紐。現今之交通主流為何？飛機。因而一語道破，香港有一萬件事可以做，但只要先搞好航空業，其他自然應運而生。

交通樞紐並非人人能做。他的presentation skills與manipulation of data簡直一流，先指出「香港4小時航程以內覆蓋接近整個亞太區」，繼而指出「這些國家總計有著世界上一半人口」，如此龐大的市場，於未來大有所為。如是者，交通頻繁則商務、旅遊、轉機、消費等等應運而生。

我大膽幫他推多一步，需求決定供應之下，很多產業如旅遊業、酒店業、零售業等等將自行復興，舒緩失業，而不需政府泵水，因為航空業正為tipping point。 他又舉出一個例子：法蘭克福。他曾問友人到法蘭克福應到甚麼地方遊玩，友人說，不要到法蘭克福了，那是世界上最沉悶的城市。那為何法蘭克福能成為一個舉世知名的大城市？就是因為他的航空業出色，法蘭克福機場乃是全世界最繁忙，流量最高的機場之一。因此香港要有出路，當務之急，乃是要搞好航空業，創造更具競爭力的航空業，資助航空公司、擴建機場、等等。 不愧是「日理萬機」的陳老闆，連出席經濟論壇也不忘賣廣告。

原先，受到楊汝萬教授和郭國全先生暗指其「角度窄」，我也以為陳南祿是存心騎劫論壇，但之後回家細想，又覺得好像有點道理。

出發點有異

陳南祿作為商人而非學者，講的是很實在的策略。學者看的是全局，要考慮硬件軟件、文化差異、世界經濟、本土民生等等，闊是夠闊，但對普通人來說，聽完以後只覺頭昏腦脹，因素之多，實非正常市民能分析。陳南祿的出發點，則是抓緊一點，以航空對本港之重要性說起。雖然推論極為粗疏，但在執行上，其實他的建議最為言之有物。總的來說，他採取的根本不是一個學術的討論方式，而是商人在商言商，講critical factor，講應運以生。

資源分配之問題

香港有一萬件事可以做，創意產業、醫療旅遊、物流中心、 結算中心等等，每一件事都足以令政府注資數百億付諸實行，每一個產業都有各自的actors和institutions，但我們需要的其實很簡單 - 錢。一鋪麻雀，你不論做萬子筒子索子，食得出的就是一鋪牌，就是錢。窄未必不好，窄而有效，是為一矢中的。 因此，判斷陳南祿是否真的騎劫了大會，問題的癥結就在於他的「空港經濟論」是否確實存在，以及在香港能否「照辦煮碗」。

法蘭克福的空港式經濟

業界其實一直以法蘭克福作為「空港式經濟」的表表者，其重要性不只於作為交通基建，更在於其拉動需求、促進經濟的能力。情況就像一個火車站總是吸引著不同服務乘客的設施，如酒店、食肆、便利店、甚至是擦鞋匠，以頻繁的交通與大量的搭客拉動對本地服務的需求。

第一，作為一個機場最直接的便是創造航空業務相關的職位。且看下文：

機場不僅創造了大量的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如飛行員、空管、機修師、客運公司及貨運公司的高級職員；也為很多素質較低的勞動力提供了工作，如餐飲業、賓館業的服務員，清潔工等。據德國政府的統計，法蘭克福市直接與機場有關的行業，如航空公司，飛機維修公司，空管部門等等，創造了近7萬個就業崗位，而每個直接與機場有關的就業崗位都帶動了3.3個間接與機場相關的就業崗位，粗略計算一下，法蘭克福機場所創造的直接與間接就業崗位接近30萬個，這還不算因為機場交通便捷的原因而在此落戶的、業務與機場無關的一般企業所創造的就業崗位。

如何讓香港的航空業創造更多直接和間接的職位，將是未來政府的一大考量。

第二，吸引大量外來企業，拉動經濟。在現代社會，高效的交通工具對經濟發展必不可少。通訊業發達也好，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往仍是於商務來說最不可替代。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對交通運輸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世界各國重要的空中交通樞紐，一般都是經濟發達地區，例如全世界最繁忙的機場正是倫敦的Heathrow Airport。而法蘭克福是德國經濟的中心區，企業多而城市密度高，亦是大量銀行座落的地方，由於身為交通樞紐，商務之頻繁拉動對融資等金融服務之需求，打造其成為金融中心，為大量企業提供現金流。

另一方面，在法蘭克福44000多家企業中，各類服務性企業以及大量因航空應運而生的企業亦佔大比數，包括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貨運公司及物流公司的分部。其次如旅遊業、酒店業、物流業等，亦與香港的情況甚為相同。一個只有65萬人口的中等城市，卻有44000多家企業，充分表演機場拉動經濟的能力。企業多，則能為政府提供穩定且可觀的稅收， 收穩定經濟之效。

第三，為出口營造良好條件。航空業快捷的特點有利一些高科技產品以最快的時間、最小的成本運往世界各地。例如，法蘭克福便吸引了數百家物流公司，這些公司將世界各地的產品運進德國，也將德國的產品送往世界各地。就如機械設備，世界各國使用的大量的機械設備常年需要從德國進口各種零配件。在外，法蘭克福機場便有助保證環球供應鍊之穩定性；在內，則打造了其物流中心的可靠品牌。

香港之前景

香港之航空業其實已頗為成熟，要再效法蘭克福此等航空巨擘，創造更多價值，則取決與以下幾個問題：

一、 區內外競爭：面對珠三角、上海等區內機場，以至面對新加坡、曼谷等城市如何定位，提供高端服務(香港沒可能走低端路線)

二、 如何與其他機場或航空公司如何合作，例如當初法蘭克福機場便是靠Lufthansa - Star Alliance食糊，成為區內航空樞紐龍頭

三、 政府如何提供更有優勢之競爭環境予本港航空公司，如資助、擴建機場，以至引入外來競爭，促進航空業發展

四、 如何利用以航空樞紐之優勢發展相關產業，如醫療旅遊、會議展覽、物流、高科技創意產業等等

在我看來，空港經濟論有其道理，在國外亦行之有效，但香港亦有其獨特情況，最重要的，應是先與國內達成共識，各司其職，避免惡性競爭。上網翻查資料時，看到一篇「上海浦東向法蘭克福學師」云云，看來發展航空業，自己爭氣還未足夠，更要阿爺點頭。

延伸閱讀：

1. 陳秋良, 從法蘭克福看機場經濟, 2004

2. Daniyel Felzenshṭain,Eike W. Schamp,A. Shachar, Emerging nodes in global economy,2001

迷失巴別塔

聖經創世紀11章記載，人類當時有共同語言。他們為了聚集全體的人類及展示力量，決定建築一座塔。上帝降臨視察，覺得人類過於傲慢，決定變亂人們的口音和語言，並使他們分散各地。巴別塔告吹，而巴別二字，就是變亂的意思。

無意考究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只覺得神的作為大為奇妙。以往只覺得，中國人講中國話，英國人講英語，法國人講法文，理所當然之至。直到親身到走到法國，言語不通，一番深思之後，才發覺原來變亂語言這招，當真一矢中的，算無遺策。

便只論溝通一途，已殊不簡單。翻查一下資料，現今全球大有195個國家，語言數目則高達七千種。最常用的語言，也有13種，算是聯合國有權威，訂明五種正式語言，分別是漢語、英語、法語、俄語、德語。平心而論，除了一些對語言特別有天份興趣的人外，大多人只會講自己的母語跟英語。如我一樣，到尼斯旅遊則是完全縛手縛腳了，說來說去只懂Bonjour, Bonsoir和Merci。途中我們坐巴士坐過了站，走到司機位置旁一輪英語轟炸，司機只慫慫肩，不搭理我們。飛機快到了，車還在往錯的方向開，在這危急關頭，想起這巴別塔的典故，別有一番感慨。世界還有多少國家，多少語言，多少人在講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

人們常講全球一體化，我更覺得，真正的全球一體化並不只是在商業上我在你的國家插支旗桿便算。全球一體化也講文化融合，也講溝通。The world is flat, yes, yet there are still many uneven surfaces。外國人來港旅遊，我們熱情款待，你買歡笑我賺外匯，英語國語廣東話在這平台上此起彼落，最好不過。然而還有太多outsourcing的地點，如哥斯達尼加，多少咖啡農被剝削，每日只賺取微薄收入，固然是因為國力差距，資本主義，但彼此之間欠缺溝通理解，淪為一種純粹以利益運作的機制。這樣的全球一體化，是過程，還是結果？

我只覺語言不通，信任亦難建立。因為不明白，所以猜忌，所以懷疑，所以將你外化成不屬我圈子的生物。網上留傳一段「中國婦女大戰黑人女子」的短片，中國婦女和黑人女子不知何故在巴士上吵了起來，言語不通之下，雙方更暴躁，中國婦女不斷叫囂「You are stupid! 」「Fuck you!」兩句說話，最後繼而動武，一場鬧劇背後，又有多少意涵？到了英國交流，感受猶深，總覺得亞洲的人比較有親切感，大家講的是華語，流的是華人的血。我想跟來自歐美的同學多談一點，結交深一點，然而總覺得也許是英語未夠自然，又或是他們會覺得歐洲人比較跟自己相近的關係，其實很多都只是止於閒聊，難以交心。旁邊卻見一個來自比利時的女孩跟另一法國女孩已用法文聊得起勁非常，深感溝通交際，果真是一門大學問。

日子久了，也陸續跟所有來自各地交流生混熟起來，不難發覺一個現象 - 歐洲人總黏著歐洲人，亞洲人總自成一角，這看來理所當然得很，但嘗試將這現象放大，我領略到其實世界上有很多市場，沒有相通的語言是難以打入的。比如法國，我難以想像不懂法語如何打入這市場，甚至要令尼斯成為香港一樣的大都會；又像我們中國人，做生意總愛搞關係，老外來投資，中國人固然歡迎，但骨子裡總有少許不信任，總會有種「這洋鬼子心裡不知在想什麼」的想法。尼斯一遊，發覺甚少中國貨品，而此地物價飛騰，中國之出口貨品想必大有所為，只是應該礙於語言，尼斯還是比較內向的一個城市，遲些想必要到巴黎走走，看看法式大都會又是如何面貌。

天下大同，殊非簡單。記得曾維謙說起的歐元之父為甚麼拿諾貝爾獎，便是因為問了一個發前人之未所想的問題：在多大的地域裡用同一種貨幣最為有效率？我也來湊湊熱鬧，問上幾條問題：

經濟題：對全球一體化、自由貿易來說，多大的語言才算令經商最有效率？

社會題：承上，如是者是否應有國家之間之區域合作，逐步在教程內加入外語，迎接全球融合的大趨勢？

宗教題：資訊爆炸、合作頻繁、文化融合、世人傲慢 - 我們是否在興建另一座巴別塔？